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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曉貝:警惕低通脹陷阱,需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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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曉貝:警惕低通脹陷阱,需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警惕中國陷入長期的低通脹。周期性的問題可能會演化成為趨勢性的問題,降低長期的潛在增長。而我們現在的政策力度相對偏緊,很有必要加大逆周期調節的力度。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何曉貝(北大國發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副主任)

        本文基于作者10月25日在北大國發院主辦的《中國經濟新觀察:國際變局與增長約束》活動上的演講整理而成,界面新聞獲授權發布。為方便閱讀內容略有編輯,經過作者確認。

         

        “低通脹陷阱”——這是中國目前可能還沒有但潛在會面臨的問題,而且這個潛在風險被嚴重低估了。

        為什么我們應該擔心低通脹風險?

        首先看通脹。最新一期物價指數CPI同比漲幅為零,已連續6個月在零上下徘徊。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講,也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從理論層面上,肯定是沒有陷入通縮,因為通縮的定義是CPI持續低于零,這也是政府一直在強調的。

        問題是,低通脹和通縮其實并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而這也是低通脹的最大的風險,就是你可能會忽視它的風險。低通脹和通縮,其實只是程度深淺的問題。很多時候名義價格上升0.1%和下降0.1%,沒有實質的不同,因為居民和企業的行為和決策的是跟預期相比的。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企業申請了一筆抵押貸款,申請時預計通脹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而抵押資產(通常是房產)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這個假設并不離譜,這基本上是疫情之前中國平均的水平。而在貸款申請后發現,實際上通脹為零,然后資產價格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跌——這是很保守的估計,因為我們的房價降速預計是在10%左右。假設這筆貸款為期三年,三年以后你會發現,債務本金的實際價值跟預期相比高了8%,但抵押物的實際價值跟預期相比低了16%。如果推演得再極端一點,假如這是居民申請的一筆住房抵押貸款,20年后,你會發現你的債務的實際價值跟預期相比高了68%,但是你的房產的實際價值與預期相比低了71%??梢韵胂筮@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

        實際上在理論研究中并不太區分通縮和低通脹。通縮和低通脹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會推遲消費和投資的決策,因為我認為價格會下跌,我就以后再買,我現在不買。對一個企業來講,如果我預期我的產品價格會下跌,或者不漲,但是勞動力的成本是剛性的,就會造成企業利潤下降,需要減少就業崗位,而造成的失業。

        另外,中國是個高杠桿的環境,企業、政府的債務占比較高,因此在一個極低通脹或者是通縮的情況下,影響是非常大的。債務人的實際負擔加重,債務違約的風險就會上升,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也有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因為持續處在一個低通脹和低利率的環境下,所以日本和歐元區的銀行資產負債表都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跟他們美國的同行相比,后者的資產負債表穩健性要高很多,這也跟宏觀大環境直接相關。

        一些國際經驗都顯示,一個經濟體如果進入低通脹的陷阱會很難走出來。為什么它可能是一個陷阱,或者說為什么極低的通脹經常會持續很久?這就要說到影響低通脹的一個原因。很多基本面因素,例如技術進步、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都可能會造成長期通脹相對下降。但是有一個非基本面的因素——信心或者說預期,是造成極低通脹持續很久的最核心的原因。信心或者說預期有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換句話說很難走出低通脹,是因為私人部門預期未來都是低通脹。事實上也有一些實證研究發現,悲觀的預期,就是日本長期走不出低通脹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為什么私人部門會認為未來長期都是低通脹環境呢?現有的研究大部分是針對歐元區和日本。這些地區早就陷入了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了,財政空間也非常有限,比如日本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早就超過了200%,歐元區的財政也有一系列的約束條件。政策空間非常小,所以市場認為政府很難出臺足夠的政策把經濟推出低通脹的陷阱。

        中國的情況與日本和歐洲不一樣,但同樣存在“悲觀預期”的風險。中國顯然還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中國的財政整體穩健情況肯定也好過許多國家。但是,如果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卻不用,如果市場確信政府部門更關注調結構、不會做大規模的擴張性的逆周期調節政策來支持經濟,那市場就會認為價格不會明顯上升,低通脹會持續。換句話說,沒有政策空間跟有政策空間但市場確信政府不會用這些政策空間,實際上沒有任何區別,造成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企業和居民會相信低通脹是政府部門可以接受的,會是未來的常態,那就容易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低通脹就會持續下去。因為大家都會調整投資和消費行為以適應低通脹的環境,例如,如果我認為我的債務負擔會不斷加重,我肯定不會去貸款買房子。我認為這個“悲觀預期”的風險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要怎樣才能走出低通脹的陷阱?學術研究也有很多發現。一個大的共識就是,要把財政和貨幣政策做到極致。當然也有研究認為,一旦陷入低通脹陷阱,沒有政策能解救出來,只能預防走入低通脹陷阱。

        提到通脹,有必要提一個名詞——自然利率,就是經濟在均衡運行狀態下,沒有任何沖擊的運行狀態下,一個內生的利率水平。判斷一個貨幣政策是松還是緊,主要是要去跟自然利率做比較。大部分研究和估計都顯示,主要發達國家的自然利率在過去幾十年都是大幅下降的。今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中國現在的自然利率約為1.5%,在未來30年間,將持續下降且降速較快,到2050年,可能達到基本為零的水平。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巴西、印度,他們的自然利率水平會比中國高一些。還有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日本,還有法國,他們的自然利率水平都是負的,這也是為什么他們要實行負利率政策。

        為什么要關注自然利率?因為要判斷一個貨幣的政策力度,需要去比較通脹水平的下降,還有自然利率的變化幅度。我們一般把自然利率定義成是實際利率,也就是剔除通脹的利率,而我們說的政策利率都是名義利率。如果說現在自然利率水平是1.5%,那我們現在短期的政策利率可能是1.8%的水平。是不是說明我們的利率或者貨幣政策實在太緊了呢?可能也不能這么說,因為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比較特殊,我們也沒有一個像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這樣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政策利率,我們的利率政策更多是分部門、分行業進行的。例如說通過要求銀行增發一些新興行業的貸款,降低某些行業的利率,或者說調節存量房貸的利率,都是分部門和分板塊進行的。這就導致一個問題,我們很難去衡量中國的貨幣政策是松還是緊,既沒有一個好的自然利率的估計,也沒有一個好的可以跟自然利率相比較的政策利率。

        但是即便如此,我想我們可以從幾個側面的角度來探討一下我們現在的政策力度大概是什么樣的。假設我們認為實際貸款利率是最重要的影響企業融資成本的利率,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實際貸款利率與經濟增速的差值,也就是R-G,會發現,2012年-2019年之間這個數字穩定在-3%的水平;2020年以后,因為GDP增速有較大波動,帶動利率增長差也有個大的波動;到2022年以后,基本上穩定在-1.7%的水平。所以,跟歷史相比,我們現在的政策力度可能是相對偏緊的。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跨國比較。這個也許不太科學,因為不同經濟體的發展階段不一樣,但是總體而言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梢钥吹?,美國的利率增長差在2011年-2020年之間基本上都是在1%的水平,日本圍繞-1%的水平波動。在這段時間,中國的利率增長差一直都低于美國和日本,但是到2021年以后,這個趨勢就改變了,中國的利率增長差就開始超過美國和日本,而且這個還是在美國和日本大幅加息的條件下。

        我們也可以從量的角度——信貸脈沖,也就是私人部門的融資規模跟GDP的比重,來看一下。2010年-2020年之前有三個脈沖,即三個中國經濟的周期,都是房地產驅動的;2020年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脈沖,從2021年以后就比較平滑了;2021年-2023年之間基本都是在零的水平。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看,我們現在的脈沖總體來講也沒有發力特別明顯。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觀點認為,我們的政策是不是失效了,疫情前我們的廣義貨幣增速大概是8%,后來是12%,現在略有下調。一些觀點認為貨幣增速都增大了,但是通脹還這么低,說明這個政策失效了,我們是不是陷入了流動性陷阱。我覺得這種理解完全沒有必要。美國、巴西、日本、歐元區等這幾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在疫情期間出臺了各種貨幣和財政刺激之后出現了高通脹,他們的廣義貨幣同比增速都是疫情前增速的4倍以上。例如美國疫情前的廣義貨幣增速在5%左右,疫情后出臺了大規模刺激政策后,達到了25%;日本也差不多,疫情前大概是2%,疫情后達到了8%。

        其實廣義貨幣跟通脹在大部分正常的情況下并沒有太多的關系,但是在高通脹的環境中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關系的。換個說法,如果政策刺激力度不夠高、不夠大,對通脹的影響就會很小,或者幾乎沒有影響。只有當刺激政策的力度足夠大的時候,才會帶來高通脹。當然高通脹也有高通脹的危害。但是總體而言,短期的高通脹應該比長期的零通脹帶來的問題要小很多。

        最后,再看一下日本。日本是一個大家普遍認為陷入低通脹陷阱的國家,在90年代該國出臺了很多政策,其中是有一定失誤的,包括認為自己的貨幣政策沒有空間了,所以不應該再刺激了,應該“躺平”了。然而“躺平”的結果就是2000年-2008年之間,日本基本上是處于通縮的狀態,其CPI一直為負。但是等到2013年安倍“三支箭”出臺以后,該國貨幣政策采取了很多創新做法,提高了通脹,雖然平均值可能只是0.7%的水平,但是比起以前的通縮至少上了一個臺階。這說明哪怕是在政策空間很小的情況下,只要愿意,總是可以改善低通脹的問題。

        雖然中國現在還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或者低通脹陷阱,但風險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因此,防范落入低通脹陷阱,需要改變市場的預期,加大逆周期調節的力度。當然,提到逆周期調節這個問題,首先有一個大的前提,就是是否要實行大規模的逆周期調節,取決于大家對于中國經濟下滑的本質的判斷,它到底是周期性因素為主導,還是趨勢性因素為主導?;旧蠜]人否認趨勢性因素占了很大比重,但周期性的因素也是非常顯著的。價格水平很低,年輕人失業率很高,這都是非常典型的產出缺口為負的現象。

        周期性因素難道可以被忽視嗎?絕對不能。因為這些周期性的問題都可能會演化成一些趨勢性的問題。舉個例子,現在很多討論都覺得青年失業率雖然比較高,但問題不太大,因為這些年輕人都是全職兒女,他們的邊際消費水平也比較高,所以不會太影響總體的消費。雖然他們可能對當前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大,但是這個問題會影響長期的潛在增速。如果幾屆年輕人都沒有進入就業市場,他們的技能損失或技能的缺口,跟市場需要的技能缺口會持續很長時間,如果缺口不能夠補齊,將長期會拖低整個經濟的潛在水平。所以我們不應該忽視一些周期性的問題,眼睜睜地看著它變成一些趨勢性的問題。

        綜上,需要警惕低通脹的風險。研究已經證明,缺乏信心就是導致低通脹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的最主要因素。要防止進入低通脹的陷阱,我們需要一些能夠扭轉信心、扭轉預期的政策。哪些政策能夠扭轉預期?至少有兩個大的原則:第一,政策的規模一定要夠大。如果出臺幾十個政策,然而每個政策的規模都很小,也沒有人知道各種政策綜合的效果,那就很難改變市場的預期;第二個原則是政策的方向。未來我們需要從一個投資驅動的經濟結構轉成消費驅動的經濟結構,但我們現在的這些財政政策還是以投資為主。如果說未來的財政政策能夠轉向以支持消費為主,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扭轉私人部門的預期。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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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曉貝:警惕低通脹陷阱,需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

        警惕中國陷入長期的低通脹。周期性的問題可能會演化成為趨勢性的問題,降低長期的潛在增長。而我們現在的政策力度相對偏緊,很有必要加大逆周期調節的力度。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何曉貝(北大國發院宏觀與綠色金融實驗室副主任)

        本文基于作者10月25日在北大國發院主辦的《中國經濟新觀察:國際變局與增長約束》活動上的演講整理而成,界面新聞獲授權發布。為方便閱讀內容略有編輯,經過作者確認。

         

        “低通脹陷阱”——這是中國目前可能還沒有但潛在會面臨的問題,而且這個潛在風險被嚴重低估了。

        為什么我們應該擔心低通脹風險?

        首先看通脹。最新一期物價指數CPI同比漲幅為零,已連續6個月在零上下徘徊。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對一個發展中經濟體來講,也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從理論層面上,肯定是沒有陷入通縮,因為通縮的定義是CPI持續低于零,這也是政府一直在強調的。

        問題是,低通脹和通縮其實并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而這也是低通脹的最大的風險,就是你可能會忽視它的風險。低通脹和通縮,其實只是程度深淺的問題。很多時候名義價格上升0.1%和下降0.1%,沒有實質的不同,因為居民和企業的行為和決策的是跟預期相比的。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企業申請了一筆抵押貸款,申請時預計通脹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而抵押資產(通常是房產)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這個假設并不離譜,這基本上是疫情之前中國平均的水平。而在貸款申請后發現,實際上通脹為零,然后資產價格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跌——這是很保守的估計,因為我們的房價降速預計是在10%左右。假設這筆貸款為期三年,三年以后你會發現,債務本金的實際價值跟預期相比高了8%,但抵押物的實際價值跟預期相比低了16%。如果推演得再極端一點,假如這是居民申請的一筆住房抵押貸款,20年后,你會發現你的債務的實際價值跟預期相比高了68%,但是你的房產的實際價值與預期相比低了71%??梢韵胂筮@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

        實際上在理論研究中并不太區分通縮和低通脹。通縮和低通脹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會推遲消費和投資的決策,因為我認為價格會下跌,我就以后再買,我現在不買。對一個企業來講,如果我預期我的產品價格會下跌,或者不漲,但是勞動力的成本是剛性的,就會造成企業利潤下降,需要減少就業崗位,而造成的失業。

        另外,中國是個高杠桿的環境,企業、政府的債務占比較高,因此在一個極低通脹或者是通縮的情況下,影響是非常大的。債務人的實際負擔加重,債務違約的風險就會上升,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也有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因為持續處在一個低通脹和低利率的環境下,所以日本和歐元區的銀行資產負債表都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跟他們美國的同行相比,后者的資產負債表穩健性要高很多,這也跟宏觀大環境直接相關。

        一些國際經驗都顯示,一個經濟體如果進入低通脹的陷阱會很難走出來。為什么它可能是一個陷阱,或者說為什么極低的通脹經常會持續很久?這就要說到影響低通脹的一個原因。很多基本面因素,例如技術進步、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都可能會造成長期通脹相對下降。但是有一個非基本面的因素——信心或者說預期,是造成極低通脹持續很久的最核心的原因。信心或者說預期有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換句話說很難走出低通脹,是因為私人部門預期未來都是低通脹。事實上也有一些實證研究發現,悲觀的預期,就是日本長期走不出低通脹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為什么私人部門會認為未來長期都是低通脹環境呢?現有的研究大部分是針對歐元區和日本。這些地區早就陷入了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了,財政空間也非常有限,比如日本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早就超過了200%,歐元區的財政也有一系列的約束條件。政策空間非常小,所以市場認為政府很難出臺足夠的政策把經濟推出低通脹的陷阱。

        中國的情況與日本和歐洲不一樣,但同樣存在“悲觀預期”的風險。中國顯然還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中國的財政整體穩健情況肯定也好過許多國家。但是,如果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卻不用,如果市場確信政府部門更關注調結構、不會做大規模的擴張性的逆周期調節政策來支持經濟,那市場就會認為價格不會明顯上升,低通脹會持續。換句話說,沒有政策空間跟有政策空間但市場確信政府不會用這些政策空間,實際上沒有任何區別,造成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企業和居民會相信低通脹是政府部門可以接受的,會是未來的常態,那就容易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低通脹就會持續下去。因為大家都會調整投資和消費行為以適應低通脹的環境,例如,如果我認為我的債務負擔會不斷加重,我肯定不會去貸款買房子。我認為這個“悲觀預期”的風險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要怎樣才能走出低通脹的陷阱?學術研究也有很多發現。一個大的共識就是,要把財政和貨幣政策做到極致。當然也有研究認為,一旦陷入低通脹陷阱,沒有政策能解救出來,只能預防走入低通脹陷阱。

        提到通脹,有必要提一個名詞——自然利率,就是經濟在均衡運行狀態下,沒有任何沖擊的運行狀態下,一個內生的利率水平。判斷一個貨幣政策是松還是緊,主要是要去跟自然利率做比較。大部分研究和估計都顯示,主要發達國家的自然利率在過去幾十年都是大幅下降的。今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中國現在的自然利率約為1.5%,在未來30年間,將持續下降且降速較快,到2050年,可能達到基本為零的水平。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包括巴西、印度,他們的自然利率水平會比中國高一些。還有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日本,還有法國,他們的自然利率水平都是負的,這也是為什么他們要實行負利率政策。

        為什么要關注自然利率?因為要判斷一個貨幣的政策力度,需要去比較通脹水平的下降,還有自然利率的變化幅度。我們一般把自然利率定義成是實際利率,也就是剔除通脹的利率,而我們說的政策利率都是名義利率。如果說現在自然利率水平是1.5%,那我們現在短期的政策利率可能是1.8%的水平。是不是說明我們的利率或者貨幣政策實在太緊了呢?可能也不能這么說,因為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比較特殊,我們也沒有一個像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這樣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政策利率,我們的利率政策更多是分部門、分行業進行的。例如說通過要求銀行增發一些新興行業的貸款,降低某些行業的利率,或者說調節存量房貸的利率,都是分部門和分板塊進行的。這就導致一個問題,我們很難去衡量中國的貨幣政策是松還是緊,既沒有一個好的自然利率的估計,也沒有一個好的可以跟自然利率相比較的政策利率。

        但是即便如此,我想我們可以從幾個側面的角度來探討一下我們現在的政策力度大概是什么樣的。假設我們認為實際貸款利率是最重要的影響企業融資成本的利率,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實際貸款利率與經濟增速的差值,也就是R-G,會發現,2012年-2019年之間這個數字穩定在-3%的水平;2020年以后,因為GDP增速有較大波動,帶動利率增長差也有個大的波動;到2022年以后,基本上穩定在-1.7%的水平。所以,跟歷史相比,我們現在的政策力度可能是相對偏緊的。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跨國比較。這個也許不太科學,因為不同經濟體的發展階段不一樣,但是總體而言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梢钥吹?,美國的利率增長差在2011年-2020年之間基本上都是在1%的水平,日本圍繞-1%的水平波動。在這段時間,中國的利率增長差一直都低于美國和日本,但是到2021年以后,這個趨勢就改變了,中國的利率增長差就開始超過美國和日本,而且這個還是在美國和日本大幅加息的條件下。

        我們也可以從量的角度——信貸脈沖,也就是私人部門的融資規模跟GDP的比重,來看一下。2010年-2020年之前有三個脈沖,即三個中國經濟的周期,都是房地產驅動的;2020年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脈沖,從2021年以后就比較平滑了;2021年-2023年之間基本都是在零的水平。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看,我們現在的脈沖總體來講也沒有發力特別明顯。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觀點認為,我們的政策是不是失效了,疫情前我們的廣義貨幣增速大概是8%,后來是12%,現在略有下調。一些觀點認為貨幣增速都增大了,但是通脹還這么低,說明這個政策失效了,我們是不是陷入了流動性陷阱。我覺得這種理解完全沒有必要。美國、巴西、日本、歐元區等這幾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在疫情期間出臺了各種貨幣和財政刺激之后出現了高通脹,他們的廣義貨幣同比增速都是疫情前增速的4倍以上。例如美國疫情前的廣義貨幣增速在5%左右,疫情后出臺了大規模刺激政策后,達到了25%;日本也差不多,疫情前大概是2%,疫情后達到了8%。

        其實廣義貨幣跟通脹在大部分正常的情況下并沒有太多的關系,但是在高通脹的環境中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關系的。換個說法,如果政策刺激力度不夠高、不夠大,對通脹的影響就會很小,或者幾乎沒有影響。只有當刺激政策的力度足夠大的時候,才會帶來高通脹。當然高通脹也有高通脹的危害。但是總體而言,短期的高通脹應該比長期的零通脹帶來的問題要小很多。

        最后,再看一下日本。日本是一個大家普遍認為陷入低通脹陷阱的國家,在90年代該國出臺了很多政策,其中是有一定失誤的,包括認為自己的貨幣政策沒有空間了,所以不應該再刺激了,應該“躺平”了。然而“躺平”的結果就是2000年-2008年之間,日本基本上是處于通縮的狀態,其CPI一直為負。但是等到2013年安倍“三支箭”出臺以后,該國貨幣政策采取了很多創新做法,提高了通脹,雖然平均值可能只是0.7%的水平,但是比起以前的通縮至少上了一個臺階。這說明哪怕是在政策空間很小的情況下,只要愿意,總是可以改善低通脹的問題。

        雖然中國現在還沒有陷入流動性陷阱或者低通脹陷阱,但風險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因此,防范落入低通脹陷阱,需要改變市場的預期,加大逆周期調節的力度。當然,提到逆周期調節這個問題,首先有一個大的前提,就是是否要實行大規模的逆周期調節,取決于大家對于中國經濟下滑的本質的判斷,它到底是周期性因素為主導,還是趨勢性因素為主導?;旧蠜]人否認趨勢性因素占了很大比重,但周期性的因素也是非常顯著的。價格水平很低,年輕人失業率很高,這都是非常典型的產出缺口為負的現象。

        周期性因素難道可以被忽視嗎?絕對不能。因為這些周期性的問題都可能會演化成一些趨勢性的問題。舉個例子,現在很多討論都覺得青年失業率雖然比較高,但問題不太大,因為這些年輕人都是全職兒女,他們的邊際消費水平也比較高,所以不會太影響總體的消費。雖然他們可能對當前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大,但是這個問題會影響長期的潛在增速。如果幾屆年輕人都沒有進入就業市場,他們的技能損失或技能的缺口,跟市場需要的技能缺口會持續很長時間,如果缺口不能夠補齊,將長期會拖低整個經濟的潛在水平。所以我們不應該忽視一些周期性的問題,眼睜睜地看著它變成一些趨勢性的問題。

        綜上,需要警惕低通脹的風險。研究已經證明,缺乏信心就是導致低通脹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的最主要因素。要防止進入低通脹的陷阱,我們需要一些能夠扭轉信心、扭轉預期的政策。哪些政策能夠扭轉預期?至少有兩個大的原則:第一,政策的規模一定要夠大。如果出臺幾十個政策,然而每個政策的規模都很小,也沒有人知道各種政策綜合的效果,那就很難改變市場的預期;第二個原則是政策的方向。未來我們需要從一個投資驅動的經濟結構轉成消費驅動的經濟結構,但我們現在的這些財政政策還是以投資為主。如果說未來的財政政策能夠轉向以支持消費為主,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扭轉私人部門的預期。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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